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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点 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金石经眼录》管窥

2019-07-15 00:21 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 

  十八世纪,大清皇帝弘历(1711-1799年)声名远播世界,许多外国使臣朝拜访探。毫无疑问,这是一个骄傲的王朝。正像这位寿龄近九十、在位六十年的乾隆皇帝自诩为“十全老人”一样,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文化和哲学思考。

  我祖辈世代书香,对书有特殊的情感,尤其像《四库全书》这样难得一见的“大部”,更是痴狂。书是脆薄的,但智慧是永恒的。读书和惜书是任何一个年代不能不重视的问题。庐江草堂藏有一本补钞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金石经眼录》,为癸亥补钞本。《四库全书》是清朝乾隆年间(1736-1795年)所编写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丛书,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大部类,费时近十年(1772-1782年)完成,凡三千四百多种,七万九千多卷,三万六千余册,二百二十九万余页,基本囊括了十八世纪以前能见到的著作(除去有计划的焚毁和)。当时,设有专门负责的机构——四库全书馆,仅参加编校审核工作的人数就有三百六十余人。较之同时期的法国百科全书——《狄德罗学典》容量要多出十余倍。《四库全书》在版式规制上有严格规定,每半页八行,每行二十一字,全书一律,故有些长篇的书过万页,陈垣先生在1920年著的《四库全书》文津阁本页数调查表中,可以看到过万页的书有三十一部之多。

  《四库全书》前后一共分钞了七部,分藏南北各地,北有故宫内文渊阁、圆明园文源阁、热河文津阁、奉天文溯阁,这四阁也称“北四阁”或“内廷四阁”。“南三阁”即扬州文汇阁、镇江文宗阁、杭州文澜阁。随着时代的变迁、战争等诸多原因,每阁的命运也不一样。文津阁的藏书为今北京图书馆所接藏。文溯阁之藏曾归辽宁省图书馆,抗战时西迁到甘肃省保存,至今留守在甘肃省保管。文渊阁所藏被蒋介石运往。圆明园文源阁所藏于1860年英法联军所焚毁。太平天国时期,文宗阁和文汇阁所藏基本散失无存,江南只有文澜阁在损毁补钞后独守江南文苑。但从书的质量看,无论是纸张、钞写质量、还是版本大小、装潢等,“南三阁”明显比不上“北四阁”。但无论怎样,这也是体现乾隆皇帝心系江南情感的一种功德。

  乾隆四十七年(1782年),文澜阁内西湖孤山南麓圣因寺旧址玉兰堂选地落成,经过五年时间的陆续搬运,《四库全书》于乾隆五十二年全部抵达杭州。后,由浙江图书馆管理,1912年整部《四库全书》由文澜阁移出,藏于文澜阁旁新馆,即现在浙江省博物馆内。关于“文澜阁”藏书损毁一事,现史实基本清晰:1860年即清咸丰十年,太平军攻陷杭州,但不足一月即退出,这时阁书还未完全损失。一年后,太平军再次攻陷杭州,霸居三年,文澜阁虽未遭火劫,但损失已相当严重,与文宗、文汇阁一本无存相比,文澜阁还算幸运。当文澜阁损毁之书在市肆作为包裹纸用时,一些有识之士如丁松生等,开始在杭城搜集散佚的四库全书。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文澜阁藏《四库全书》原本还有九千余册,这得感谢丁氏兄弟的抢救功德。根据张宗祥先生的描述,当时丁氏兄弟抢救来的书藏在杭州尊经阁中,这些书不仅有《四库全书》,还有《图书集成》,至1881年光绪七年,自尊经阁移入文澜阁的书数目实为八千三百八十九册,原本文澜阁的册数是三万六千二百十七册。文澜阁损毁后,1881年,丁氏有补钞“阁书”的章程和经费请求,设局钞书,一直至1888年光绪十四年补钞结束。由于当时北三阁藏书均为禁地,祖本难以借出,补钞本的蓝本为传世的刻本和抄本。虽补钞本良莠不齐,但这一文化工程之心可昭日月。1899年,丁松生先生去世之前,文澜阁所有藏书均由木橱装备完成,内有银杏木夹板、楠木书匣,井然有序。对丁先生而言,也聊有欣慰。关于“丁氏”之于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的贡献,在《丁氏宗谱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光绪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浙江巡抚谭钟麟片奏:“咸丰庚申、辛酉,省城再陷,(四库)全书散佚。时有五品主事丁申,与其弟江苏候补知县丁丙,不避艰危,潜拾残编,深藏僻地。适省城克复,缴存杭州府学,编集书目,尚存一万余册……” 俞樾在《丁君松生家传》中也记载:“留下市中买物,率以字纸包裹,取视皆四库书也。惊曰:文澜阁书得无零落在此乎?随地检拾,得数十大册。君之蒐辑文澜遗书,实始此矣。于其间偕竹舟君至福岩村拜扫祖墓,因自绍兴至定海,而上海,而如皋,仓皇奔走,犹托书贾周姓者间道杭州,购求书籍,其装订成本者十一,余则束以巨搄,每束高二尺许,共得八百束,皆载之至沪”。“君既于灰烬中掇拾得文澜遗书,乃奉归,庋之尊经阁……其时,文澜阁毁之兵,未复也。”

  癸亥补钞本《四库全书》之《金石经眼录》为年间(1924年之前)补钞。1915年,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在北京、杭州等地聘请人员依据文津阁本补钞《四库全书》,总校为绍兴人徐仲荪,史称“乙卯补钞”。1922年,张宗祥先生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,叮嘱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章仲明先生,将之前念老(即钱恂)所编缺书目录核校一遍,看有无缺漏。当时补钞条件、经费都还不错。1923年春开始,当时的组员有张宗祥总负责,周湘舲专管经费,吴雪川处理北京重要事件,堵申甫为监督钞校,历时一年有余,于1924年12月全部竣工。这次补钞,史称“癸亥补钞”。从该本《四库全书》补钞本后落款可以看到:金石经眼录,郭荣华照文津阁本谨钞。钤印:堵福诜印、申甫、孙宝琦印、桐阴读画楼、师竹斋。“堵福诜”和“申甫”为同一人,即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补钞监督钞校。“桐阴读画楼”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观津老人(即哈少甫)之印。“师竹斋”印不详。“孙宝琦印”为浙江杭州人孙宝琦(1867-1931年),1911年任山东巡抚,1924年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。孙宝琦与《四库全书》也有一段因缘。1924年,值商务印书馆30周年纪念,张元济先生准备着手影印《文源阁本四库全书》,不料,遭到曹锟索贿而流产。张元济亲自致函时任国务院总理孙宝琦,陈述曹锟阻碍影印情况:“此书关系中国文化,且卷帙繁重,印刷不易,需费尤多,……今敝公司所印,系就原书缩照,定价较廉,意在广为流布。窃维与政府宣传文化、嘉惠中外之意,尚不相悖。何敢为罔利之计?”请求放行。他悲愤地预言:“元济敢妄言,商务印书馆若不印此书,在若干时期以内,必无人能肩此任。此若干时期以内,又不知经几许沧桑,今仅存之三部,恐且为永乐大典之续矣。”虽政府同意印行,但后因各种原因未实现此梦想。

  《金石经眼录》是一本重要的金石学文献,清代兵部侍郎纪昀家有藏本。该书为明代褚峻摹图,牛运震补说,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《四库提要》中介绍:“运震有《空山堂易解》,已著录。峻字千峰,郃阳人。工于镌字,以贩鬻碑刻为业。每裹粮走深山穷谷败墟废址之间,搜求金石之文。凡前人所未及录,与所录而非所目击,未能详悉言之者,皆据所亲见,绘其形状,摹其字画,并其剥蚀刓阙之处,一一手自钩勒,作为缩本。镌于枣版,纤悉逼真。自太学石鼓以下,迄于曲阜颜氏所藏《汉无名碑阴》,为数四十有七。运震各系以说,详其高卑广狭及所在之处。其假借通用之字,亦略训释。”褚峻的金石学方法体现了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和观念。金石学为中国考古学发蒙,为严肃认真之学。学术界认为,金石蒙学发端于春秋时期,宋代欧阳修开“金石”首业,其学生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曾巩提出“金石”之名。至清代,正式确立和完备“金石学”学术规范。早期金石学著作,如北宋仁宗时刘敞刻《先秦古器图碑》(已佚),宋代吕大临《考古图》,宋徽宗时期《宣和博古图》,宋代欧阳修《集古录》,宋代赵明诚《金石录》,宋代洪适《隶释》等。可见,宋代是金石研究的重要时期。到清代乾嘉时期,金石学研究达到高峰,不仅金石学研究范围拓展,人才辈出,且著作宏富,实为学术界一大盛事。难怪近代学者傅斯年先生说: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”,这是对当时考古学状态的一种描述。

  收藏是一项艰苦的文化工程,也是一种社会责任。一千六百多年前,刘勰说:“文情难鉴,谁曰易分”(《文心雕龙》)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,它可塑石,亦可断金,古人云: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,说的是中国文化和心灵的对话,昭示的是一种力量,一种智慧。但文化载体本身的脆弱也正像本书开篇的那方鉴藏印“云烟过眼”一样,她需要文士们精心呵护和培育。

  何鸿,中国美术学院艺术鉴藏系副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,中国萧军研究会中央工美联合会,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师资库专家、浙江省文化产业专家库专家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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